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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谜

时间:2010-09-28 23:21来源:未知 作者:浩然 点击:

    人的一生,不论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谁都会做过几件值得炫耀的聪明事,谁也会做过几件不愿意声张的愚蠢事,这大概是个规律,也许算一条真理吧? 

    回忆我的童年,确实象菖芦草篙一样普通,能够记住的行为,其中的多数,不列入“愚蠢”,也得划归为“幼稚可笑”。可是,因为“书”这类东西,曾经带给我的那种坏名声,等到成年之后,旁的人和我本身,都自然而然地进行了重新评价,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如今叨念起来,倒也觉得有点趣味呢!


                                一


    爸爸死后,妈妈把我和姐姐从赵各庄煤矿带到蓟县王吉素村的舅父家;过了一年,她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我那年 12 岁,我姐姐 14 岁,我俩顶门立户地过起贫困的日子。我们得经营那几亩土地,学着耕种锄耪,得抬水、拾柴、割草、喂养牲口,每天做三顿饭吃。我年纪虽小,因为是男的,就必须依照按户头摊派的“官差”,去给日本侵略军挖壕沟、修炮楼。我终日忙累得厉害,但精力充沛,喜好幻想,贪恋热闹。 

    非常可惜,那会儿的农村,像碾盘上的碾坨子,终日在那狭窄的空间里无休止地滚动着,特别枯燥无味。一年中间,只有赶届会到镇上瞧两次地方戏,秋后到外村看几夜驴皮影。除此而外,就是偶尔在门口停一下的摇手鼓的货郎挑子和被狗围着狂叫的要饭花子,以及难得经过一回的求雨的队伍,再也没有别的什么热闹。有趣的民间故事,能够使我得到一定的满足,只是聪明的妈妈已经离开人世间,再也不能够摸着黑、守着火盆给我们讲述了。村子里凡是肚子装着点故事的人,早让我给掏个一干二净。单调的日月,使我常常感到空虚和烦闷,如同干旱的小苗,渴望着精神上的雨露滋润。 

    夏日里的傍晌午,我又渴又饿地从地里转来,到一个庄亲表嫂家找我姐姐回家做饭。姐姐跟表嫂学绣花。她俩正在津津有味地捧着一个红兜肚,商量配什么颜色的线才鲜灵。 

    我不好把她们的事儿打断,就坐在旁边一个小凳子上等候,顺手抄起一本放在锅台上的样册子,无聊地摆弄着翻翻。这“样册子”,就是女人们夹存刺绣的花样、丝线,扎着各种针的旧书。当时的农村,不论姑娘媳妇,每人都有一本,男子汉谁都不摸不看,也不去留神它。我随便地打开一页,先看看用极薄的白纸雕刻的蝴蝶采花蕊啦、蝈蝈登白菜啦,五福捧寿啦,等等花样,又看看红的绿的各色线团团;随后,我把目光集中在书页的字句上,按字看下去,竟然顺理成章,宛如有一个人细声悄语地给我讲起话来,一句一句地在我心头鸣响有声;越往下看,明白点意思,越觉着有趣味:原来是说人叙事的,仿佛是把嘴上讲的故事,变成了书上的字句。 

    这当儿,姐姐收拾起线和布,站起身来招呼我走。 

    我舍不得放下这吸引人的书,就说:“你先去和面,我马上回家帮你烧火。” 

    姐姐离开好长时候,不仅和好面,还把饼子贴熟了,菜也熬好了,隔着秫秸寨子叫我几趟,见我不肯动,生了气,大声地喊叫起来。 

    我只好站起身,对表嫂说:“你把这书借给我看看行不行?” 

    表嫂朝我把脸一绷:“胡扯,你个大老爷们儿,借老娘们儿样册子干什么?” 

    我哀求她:“光看上边的字,不动你的东西还不行吗?面子事儿,求求你啦!” 

    表嫂被我纠缠不过,只好嘴里嘟嘟囔囔地掀着书,把里边夹着的她认为重要的东西拿出去,随后把书使劲儿往我手里一摔。 

    我知道她是假装生气,就是真的,我也不在意,因为我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这是用粗白线把几小本合订在一块儿的石印的书册,没头没尾;看完一小本,才在下本的第一页上发现书名,叫《十粒金丹》。 

    那顿饭我没吃好,午觉也没睡,一直捧着书不放。姐姐催我下地,我就扛着锄头、夹着书离开家。在路上走的时候,我还想,等耪一遭地,打歇的时候再接着看两页书:可是到了地头上,又改变主意,不如趁这会儿热,先看两页书,以后就一气不歇地干到傍晚收工。 

    地头没有树荫,只有个小坎儿,头顶着草帽,侧歪在坡坎上,也不怎么热。我就这样看起书来,被书上讲的故事情节牵扯着整个的心思和神经,贪婪地看了一页又一页,一直看到最后一页,因为想知道个结果,却没有能够得到结果,心里十分的怅惆,深深地叹口气,合上书,一抬头,哎呀,太阳已经落了山! 

    邻地干活的人正冲着我指指点点,其中一个朝我喊:“你呀,在地头上这样独自坐了半天,哪有在家里的炕上躺着舒服?” 

    我把这一册残缺的说唱故事《十粒金丹》看了一遍又一遍,才在姐姐的督促下还给了那位表嫂。接着,我就另找别的表嫂、表姐和妗(jìn)子们,翻她们的祥册子看。她们通过各种门道从亲戚朋友家里弄到手的样册子,有意思的和我能够看懂的极少。我只找到一本不全的《济公传》,一本《封神榜》,还有几册合订的戏曲唱本。有些不短页的文言书,我看不懂;纸张特好的外国洋字码的书,我不认识。当我把这样一种书拿在手上翻一翻,立即还给一位胖表嫂的时候,情绪十分沮丧。     她逗我说:“这小伙儿,唉声叹气的,想媳妇了?” 

    我说:“媳妇啥用?我想看有趣的书!” 

    她笑了:“你呀,跟我娘家兄弟一样货,书迷!” 

    我听后一喜,忙问:“你兄弟有书吗?” 

    她撇撇嘴唇:“有多少也不够他看,到处借呗!” 

    这句话提醒了我,当天傍晚就赶到邻村刘吉素,找到那位胖表嫂的娘家兄弟。 

    他跟我同岁,比我生日小。他的大姐夫是大道南一个大财主的少东家,在北京上学。他从他姐夫那儿借来几本书,经常在柜子里锁着。不肯转借。 

    我跟他说了许多好话,向他保证不把书往外传,不给丢失。我见他仍不松口,就起誓发愿,还说:“要是给你破了一个角儿,要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行不?” 

    他终于被缠得心眼活动了,说:“那你就先拿一本去,不能超过三天就得还给我。” 

    我连声答应:“行,行!一定,一定!” 

    他的书不仅锁在柜子里,而且纸包纸裹的,特别珍惜。 

    我把书借到手,也加倍地珍惜。我不能不珍惜,也不敢不珍惜:一则,怕真弄坏了,包赔不起;二则,尤其怕从此人家不再借给看。 

    他见我守信用,把存着的书都陆续地借给我看了。那些书多数是中国的古典小说,比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还有一本张恨水的《啼笑姻缘》。 

    借书看这条门路给打开之后,凡是听说左右村里谁家有书,我都设法通过别人或是自己亲自去找到人家,把书借到手,在我的精神生活上,过了一段“丰衣足食”的日子。各种各样的书籍,带着我一次一次地离开盘山右翼的小村庄,去往各种神奇的天地里遨游,这给我多么大的欣慰!这对一个身居穷乡僻壤、孤苦伶仃的孤儿来说,该是多么宝贵的享受! 

    正在贫困和战争双重压榨下的农村,我能敲开门的那些小家小户,连打盐都没钱,谁家买得起书呢?所以没过多久,我就走投无路了:“再也借不到一本能看的书。最后不得不找几本丹方之类的药书翻翻解闷儿。这种刚尝到甜头又给夺走的“卡脖旱”,给我的精神上带来极大的痛苦,比渴比饿还令人难以忍受!


                                二


    有一年冬天,一连气下好几场大雪。喝过腊八粥,左邻右舍全都不顾寒冷地忙起来。村里的三盘石碾子,一齐“吱吱吜吜”地叫个不停。西场和北院的两盘私人家的碾子,不光小,还没棚,使用起来既费工夫又挨冻。所以人们都抢东头的那个大的、有棚的官碾子,用牲口套或笸箩簸箕站队,一户挨一户地往下轮,轮到白天就白天使,轮到黑夜就黑夜使。 

    我姐姐学着别人家的样儿,很有兴致地准备“过年货”。她浸了小米,淘了麦子,抢到碾子,用细罗筛,轧了些精白的面,蒸一锅枣馒头和一锅豆馅饽饽,还撤了一锅黏糕;把这些东西放凉,再冻成冰坨坨,存在小缸里边。这么一忙,就到了祭灶的日子,姐姐跟我商量,得把圈里的猪卖掉,好过年。 

    我看看那只正在长膘的半大猪,有点舍不得。 

    姐姐说:“不卖猪,到哪儿弄钱去?就算不添件新衣裳,总得割几斤肉吃呀!” 

    一提到肉,我立刻动了心。还是八月十五中秋节那次,我从邦均镇买来二指宽的一条肉,姐姐还把它分成两顿吃了。从那以后的 4 个来月,再没见过荤腥;平时熬菜用蓖麻子沏锅,做野菜饽饽的时候,就炒一把黄豆擀碎,放在里边当油。我正在长身个儿,需要吃点肉,肠肚太寡净,偶尔闻到从邻家院墙那边飘过的肉味儿,就馋得吸溜鼻子,一口一口地咽唾沫;到集上卖山货,或是打醋买盐,路过卖肉食的摊子,走出挺远,还忍不住回头看几眼。啊,过年了,要吃一顿粳米干饭、粉条燉肉,多美呀!我们眼巴巴地盼着猪贩子,到了二十八他才来。他欺负我们是小孩子,又看出急等用钱,就使劲地往下压价,尽管好几个表兄在旁边帮着说好话,他也不肯给面子。 

    我有点发火,几次想关上猪圈门子,说声“不卖了”,给他个颜色看。 

    姐姐挺为难地望着我:“咋办呀?卖吧?”
    想到过年吃肉,我只好咬着牙点点头。 

    卖了大猪,归还了赊猪崽的钱,又用现钱抓了两只小猪崽,填上圈,剩下的钱只够割 3 斤肉。姐姐和我一盆一瓢地喂养它八九个月,就得到这样一点点报酬。 

    邦均镇每逢二四七九的日子有集市,年前只剩下腊月二十九这一个集日了。夜间,为了那仅有的三斤肉钱,我们姐弟两个躺在炕上,商量了半宿。 

    姐姐说:“割二斤肉,剩下的钱买点大料、鲜姜、豆腐片;还有余钱的话,给我量一尺半葱心绿色的头绳。” 

    我说:“啥也不买,就买三斤肉,阔阔地吃上一顿!” 

    姐姐说:“不放作料不香。” 

    我说:“肉就是香的嘛!” 

    姐姐犟不过我,只好说声“由你吧”。可是过一会儿,我刚一迷糊,又被她叫醒:“不行,还得买作料和豆片;过了三十,还有初一初五哪,光吃肉咋叫过年?”     我说:“二斤肉,一半燉着,一半当饺子馅。够塞牙缝呀?” 

    姐姐说:“我不吃,济着你吃够行不?” 

    我只好答应她。这一会儿一想,不妥:一年到头,姐姐比我还辛苦,就两个人过日子,哪能我一个人吃肉,让她看着呢?于是,我又把已经入眠的姐姐叫醒,把我们的车轱辘话,再转上一遍。 

    就这样,直到我们困倦得脑瓜像凝固了一样,才停住嘴。早起喝粥,接着商量。我不得不上路,姐姐把我送出门口,我们还没拿定个统一的主意:到底是割二斤肉,还是割三斤肉? 

    王吉素村离邦均镇 8 华里,很快就走到,远远地看到一片攒动的人头,听见一阵嗡嗡的声浪,我就兴奋起来了,加快步子,钻进拥挤的行列,立刻感到眼光缭乱,耳鼓被震得什么也听不清楚。我挤着挤着,好奇地朝一个扯着大嗓门吆喝眼药的小贩看一眼,他旁边有一个地摊,闪起红的、绿的和黄的色彩——那是铺在地上的几条麻包片上,摊摆着的各种唱本,还有一摞子发了霉的旧书。 

    我差点儿惊叫一声,不管不顾地往那边挤。我撞到一个人的身上,还踩了谁一脚,既没顾上赔不是,挨骂也没听清楚,就扑到书摊跟前。 

    这个镇子很大,是京东第一大镇,有众多的酒烧锅、油粮店、杂货铺、饭馆子,以及五花八门的摊贩,却没有一处卖书。这书摊是我生来头一次看到卖书的。那人挺瘦,胡子花白,戴着一副缺一条腿的眼镜,穿着皮马褂子,既不用嘴声嘶力竭地吆喝,也不举着货物招摇,而是两手揣在袖口里,沉默、安祥地坐在那儿,看着两个蹲在摊前的庄稼汉翻书,使人对他肃然起敬。 

    我蹲在两个庄稼汉的中间,先翻看那散发着油墨味道的唱本。 

    唱本全是薄薄的,大部分属于北平打磨厂、宝文堂之类的小书作坊印行的,用了着上红、绿、黄颜色的粉连纸当封面;封面上的书名和粗糙的图案全系一色黑的;其内容多是地方戏曲和大鼓词儿。 

    我原地不动地蹲了许久,翻来复去地掂量着,最后下决心挑定一本,赶紧又挑另一本,唯恐人家不让再翻,从手里夺走,或者收了摊子。我把选中的买下来,差不多等于一斤肉钱,心想,那就少吃一斤肉吧,书比肉好。 

    把买下的唱本小心地放迸“捎马子”里,我应当走了。可是,小书摊像伸出无数只无形的手,拉住我,使得我虽然站起身,却迈不动大腿。我恋恋
不舍地朝一摞子旧书溜一眼,发现那儿有一套《绣像水浒全传》。我又蹲下,拿过它,打开蓝布的封套,掀开一本的扉页。许多在戏出里看到过的人物像,跳进我的眼里,感到格外的亲切。接下去看的是回目:什么武松啦,李逵啦,宋江和石秀啦,更是我常常听别人谈论的姓名,是找心里边很熟悉的。石秀杀嫂的翠屏山,就在我们蓟县县城的东南边嘛! 

    当我刚开始捧起这套书的时候,还有一种逛大庙的感觉,尽管敬仰爱慕,却又觉得是高不可攀之物。这样一翻,特别喜欢,忽然萌生起一股子强烈的占有欲望。以前从戏出里和乡亲们口头上听到的一百单八将,他们曾经使我赞叹不已、一次次被扇动起好奇心,这会儿,急切地希望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想深一步探视昔日英雄们留在梁山泊的足迹…… 

    我的心“怦怦”地跳。十冬腊月,滴水成冰,汗珠儿却从我那裹着小棉袄的脊背往下爬,从我戴毡帽头的脑门上往下滴哒。我壮着胆子,使足勇气,张了几回嘴,才颤抖抖地问出一句话:“掌柜的,这套书多少钱呀?” 

    卖书的人漫不经心地回答了我,同时从我手里类似夺那样把书拿过去,小心地套好,放在原来的地方。 

    我慌张而又无力地站起身。那书太昂贵了,差不多等于二斤肉的钱,我买不起呀! 

    就在我要离开,又不忍心离开的当儿,一个穿着黑市布棉袍的中年人凑过来,弯下腰在书摊上看看,随即伸手翻翻唱本,接着翻起旧书,最后捧起了那套《绣像水浒全传》。 

    这如同摘去了我的心。我使劲儿睁大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的手,盯着他手上的书。我想:他看中了这书,他要买;他准有钱,他能够买得起。 

    他果然问价了,得到回答以后还不放下,又一页一页地翻着看。 

    我急了,胸膛一热,不顾一切地扑过来,从那中年人手里夺过那套书,紧紧地抱在怀里。 

    中年人和卖书的老头都被我这突然的举动闹的一愣。 

    我赶忙腾出一只手,从肩上的“捎马子”里掏出钱来,往卖书的老头手上送,同时连声说:“我要!我要了! 

    卖书的老头数数我递给他的钱,又重新把我打量一遍,音调变得十分和气地问我:“还往回找零吗?你再挑一本吧?” 

    我不敢抬头看那个依然站在一边的中年人,就迷迷瞪瞪地顺手拣起一本《六言杂字》:“要这个。” 

    卖书的老头说:“这个,你的钱不够呀!” 

    我拍拍我的空空的“捎马子”,低声告诉他,“真没了………” 

    卖书的老头一拍腿大声说“得,大年根儿的,取个吉利,赔点也卖给你啦。” 

    我背着书撑得鼓囊囊的“捎马子”,挤出人群,离开闹市,兴高采烈地转回家。走一段路,我掏出书看看,装进去,再走;这样折腾了好几回,心里美滋滋的,脚步也显着轻。往次过年节的时候,别人踢球、打嘎,掷骰子,我什么都不会,只能无聊地站在一旁看热闹;这回有了宝贝书,我就可以关在屋里享受啦! 

    小西北风迎着面呼呼吹,老鸹在化了雪的地阶子上呱呱地叫。我觉着一切都是欢快的。当我绕过松树坟,顺着道沟的坡儿走到村边,一抬头,不由得呆住了。
    穿着红棉袄,脸蛋冻的通红的姐姐,正站在村口的大榆树下,眼巴巴地等着我,等着我从镇子上给她割肉来,我们姐弟俩好一块儿欢欢乐乐地过年哪! 

    我像一个罪人那样挪到姐姐的跟前,不知咋办好。 

    姐姐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做了一件“蠢事”,问我:“割的肉好不好?” 

    我只能实话实说:“没割肉,钱都让我买书了……” 

    姐姐开始不相信,等她扯过“捎马子”,一翻看,忍不住地哭了。 

    我也挺难过,默默地跟在姐姐身后往家走。 

    我们晌午饭没吃。我们谁也不理谁地闷了一下午。傍晚的时候,姐姐把一只正要上窝的老母鸡给抓住,求后院的三表兄给宰了。 

    第二天过年,我们姐俩吃的是粳米干饭和清水煮鸡肉块。那肉,肯定不是滋味儿,我却吃得特别香甜。


                                三


    我买到几本书,如同饿汉得到了饭碗,恨不能一口都吞下去。三十晚上看,初一早起接着看,姐姐硬夺下我手里的书,逼着我给左邻右舍拜年。我没办法,挨门应付一下,在谁家也不肯久坐,急忙转回来继续看书。 

    一个小穷村的年节,没有鞭炮声,更没有秧歌会,可是男女老少全都换上新的或是洗补干净的衣服,涌上街头,一堆一伙地说笑玩耍。那活跃的气氛,即使坐在屋子里的人,也能够感受到。在这样的时候,谁又能在屋子里呆得住呢?     我能!我不被任何热闹场景所动,我的心被引人入胜的书抓住了。     一会儿,一个表弟来喊我:“金广,大过年的干啥在屋星猫着!” 

    我头也不抬地回答他:“别捣乱,我看书哪。” 

    过一会儿,一个表兄来拉我:“走,咱们踢球玩。” 

    我掰开他那只抓着我的手,挺不高兴地说:“不去!不去!” 

    材里的小伙伴,对我都特别好。在这个小山村里,唯有我出生在有电灯、有火车道的矿区,见过世面,知道许多他们所不知道的新鲜事儿;我念过三年半书,识文断字,会自己写对联;我从小热情,没骂过街,没打过人,跟小朋友翻脸瞪眼的事儿都没几次。因为这些,年纪相仿佛的人都愿意跟我好,喜欢跟我一块儿玩;少年儿童们玩耍的场面,没有我加入,会明显地减色。他们屡次地派代表找我,去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执意不去,谁都不好硬强着,可又不死心;一会儿这个返回来,一会儿那个返回来,闹得我一天没去玩,也没能安下心来好好地看看书。等到初二,我在无意之中改变了态度,收到特别满意的效果。“改变”是这样开始的: 

    一群小伙伴搭着帮,又来纠缠我,央告,说好听的,求我去跟他们玩。我就是硬着心肠不答应,非得留在家里看书不可。 

    他们中间一个挺纳闷地问:“啥书把你给迷成这样呀?” 

    我告诉他:“是讲梁山好汉故事的……” 

    “有意思吗?” 

    “当然啦!” 

    “不信,比玩还有意思?” 

    “我给你们念一段,你就信啦。都别吵吵,老实听着啊!”
    于是,我盘腿坐在炕上,手捧着书,从我刚才看到的字行处起头,绊绊磕磕地往下念。 

    挨着炕沿站立的一排小伙伴,开始都挺好奇地听,听了阵之后,心气就不一样了:有的悄悄地生在椅子上,有的不知不觉地趴在炕沿上,直着眼睛往下听;有的东张西望,打哈欠,总想说话儿。那些听得入神的伙伴就冲说话的伙伴嚷:“别打岔,听着!”爱听的留下没动,不爱听的无精打彩地走了。等一会儿他们又转回来拉我,那些听入迷的人就推他们,把他们插在屋门外边。 

    从这天起,到初五,我几乎总是从早给他们念到晚。我得到了满足,他们也觉得有趣,觉得比到街上踢球好玩得多。 

    晚上看书困难,灯油太贵,有多半瓶子油,起码得用半年;要是点灯看书,两夜就会耗干。我姐姐不让,我也舍不得。这可怎么办呢?讲故事和听故事,可以摸黑,看书没亮决不行。早早地躺在炕上睡不着,怪难受的。姐姐不睡,去串门。我也去。我跟小伙伴到西场看斗牌的。 

    我管这家的主人叫三舅。他的屋子很大。一盏有罩子的煤油灯挂在从柁上垂下来的绳子上,给炕上围坐一圈的赌钱人照着亮,也给旁边“瞧眼儿” 的人照着亮。 

    我心里忽然一动:这儿有光可借,我到这儿看书多美! 

    这样想着,我悄悄地转回家,摸黑进了屋,摸黑找到书,再到西场三舅家,挤进“瞧眼儿”的人缝里,趴伏在炕沿上,接着看我心爱的书。开始,那些斗牌人吵声叫声笑声特别刺耳朵,加上灯光摇晃,使我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到书页的字行上;等到看着看着入了神,随着豹子头林冲去发配,走在荒凉可怖的漫漫小路上,我仿佛也跟随他艰难地举起脚步,周围的一切人和声响都被忘掉和消失。直到有人轻轻地拍打我的肩头,我才被惊醒似地懵怔起来。 

    三舅笑眯眯地说:“这么看书,还不把眼睛看坏!快回家睡觉去吧。” 

    我抬头一看,发觉满屋子人都走净了,只有三妗子跪在炕里铺褥子。当我走出那烟气腾腾的屋子,到了冷嗖嗖的街上的时候,雄鸡已经扯开嗓子打鸣儿。 

    这个年过得很高兴。凡是使人高兴的时间都逝去的特别快速。我只把一部《水浒传》看完少一半儿,就到了“雁叫河开”的九九以后,庄户人家,得准备春耕种地了。 

    我和姐姐倒换着抡了两个下午铁铣,把一个猪圈的粪肥起出来。尔后,我俩又一筐一筐地把粪抬到大门外,加在原来积下的粪堆上。姐姐用镐头和小锄捣粪,我给老灰毛驴备上鞍屉,搭上抽板的驮篓,往地里运送。 

    我家有两块地,村西那块有我妈妈坟堆的地近,村北那块是一小条一小条的梯田,要爬一道小山粱,远的多。先远后近,姐姐让我先往村北的山坡子地里送。 

    从村里到地里,有很长的很沉闷的路程。赶驮子的人,都哼着小曲,打口哨,或是扯开嗓门唱驴皮影或河北梆子、大口落子,用这些来消除单调和孤寂。我特别爱听这种声音。每逢我跟在别人后边听,或是迎面传来这种音调,都让我如醉如迷,都把我带到一个神奇的境界,都使我感到庄稼汉是那么纯洁,那么洒脱,那么自由自在,那么可敬可爱——他们的人和声音,都跟美妙的大自然融化成一体,难解难分,让人看得听得心醉神往…… 

    山梁那边的三郎寨,只有很少的土地,没人跟我结伴同行,也难遇上来往的人畜。我跟一个哑叭牲口孤伶伶地走,从不会打口哨,也不好意思哼唱,就一边踏着石子小路,一边海阔天空地幻想,让自己那幼稚的灵魂,在幻觉的境界里任意地驰骋,这是我童年时期最好的享受。只是这一回我放下了幻想,我得利用这长长的小路,看那没有看完的书。 

    灰毛驴驮着粪篓,在前边甩动着四只挂了铁掌的蹄子,出了村东口,往北拐。我跟在它的后边,等上了一个名叫“北牛子”的小坡,觉得路顺了,便打开书本,边走边看。路是直的,又是熟的,即使到董家沟以后要偏西北了,越过一道沙石河往鹰爪子山爬山粱的时候,我的两只看字的眼睛,只要稍带着瞄瞄脚下的石子路,就满可以顺利前进。 

    我跟随着灰毛驴,走哇,看哪,“人”在爬北山,“神儿”却登上了梁山,走进了聚义厅,遇到精彩的情节,使我一会儿提心吊胆,一会儿唉声叹息,一会儿又忍不住地嘿嘿地笑出声音。 

    “喂,你这是上哪儿呀?” 

    一声喊叫,从头顶上传来,把我从水泊粱山拉了回来。定睛一看,左边是陡立的山崖,右边是阴森的沟谷,天哪,这是走到什么地方了? 

    山崖上打柴的人,是我们庄上的,我得称呼他表兄。他告诉我这地方已经过了大郎寨,超过我送粪的地址三四里路之远了! 

    我慌忙往前跑,想把驴截住,好往回头路上转。可惜,我跑出老远,都没瞄着灰毛驴的影子。我给吓傻了眼,折到山崖下边。 

    “表兄,你在高处,看看我那头驴在前边哪条沟里。” 

    “你的驴?今个这路上压根就没走过驴。”     听了这个回答,我差点被吓哭。在小门小户的庄稼人来说,一头驴就是半个家当,如果丢失了毛驴,我靠什么种地干活呢?这就等于败了家呀! 

    我慌慌张张沿着走来的路往回返,汗水顺着两腮往下流。我下了一道大坡,越过两条小沟,又登上一座高岗,绝望地朝下坎一看,那颗悬挂起来的心,才落下来:灰毛驴比我规矩,它根本没有往前走,到了三郎寨我家的地边上,它就自动地拐了进去,等候卸下驮着的粪。是我走过了站,让灰毛驴在地里等了这么久。 

    它发现我赶到跟前,悲哀而又奇怪地看看我,四条蹄腿因为过久地站立,已经没了力气,颤抖地捣动着,挣扎地摇晃着,几乎快要给压得趴下。 

    我扑过去,急忙放开划子、放开抽板;在粪块卸落的“哗啦”声中,我害臊地求饶地抱住灰毛驴那毛扎扎的脖子。


                                四


    我跟书打上交道以后,曾经发生过许多上边说的那种不入时、不顺眼、不合常规的事儿,使我在村子里,甚至左右村子都出了名,那就是:一个没人管教、不务正业、早晚得丢人现眼的书迷! 

    念过“四书”、“五经”的吴老师,是我们王吉素这个小村至高无尚的圣贤先生。他正派,古板,严厉,尖刻。我在他家南院西厢房里的八仙桌子旁边,念过半年《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把《论语》念一半就停止了。我怎么也难想起他都教过我什么。但是,有一次,老先生赌钱输了回来,发现我没有“念经”,而偷偷地雕刻皮影人,用细细的藤子棍儿抽打我脊梁和脑袋的那种像刀子割一样的疼劲儿,倒记得特别清楚,至今不忘! 

    有一次,几位头发花白和有胡子茬的庄稼汉,在村东口谦卑地围他而立,洗耳恭听他高谈阔论。有一句评价我的话,正巧让打草归来的我,从短墙的那一边经过听到了。     吴老师声音洪亮地说:“我早就看出来,金广那小子,是全庄孩子里边最没出息的一个,不会成个好庄稼人,等着丢脸吧!……” 

    这句话,仿佛在我头顶上爆炸一枚炮弹!我木雕泥塑般地在原地站立好久,才迈得动脚步。 

    要知道,吴老师是一位最有威望的人,他的话就是无可辩驳的真理。他那魁梧结实的二儿子,只因有点痔疮毛病,他就对二儿子说“不宜成亲”,那位孝子就得按照“真理”行事,咬着牙熬光棍儿,熬到老死! 

    他的话,比打比骂还要严重地伤害我的自尊心,好长时间我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认可自己确实干下了“蠢事”。但是,我觉得我有出息,我能够让自己变得有出息。我反复思量以后,就托人给在开滦赵各庄下煤窑的二舅带个口信儿,求他设法把我送进唐山瓷器厂去给画匠当学徒。——幼年的我,对绘画特别感兴趣,认为当画匠是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我如若能干上这一行,就表明我最有出息!当这个美梦必然地破灭之后,我头一次产生了灰心丧气的情绪。 

    我常躺在炕上,或是坐在树下苦思瞑想,勾画自己“没出息”的下场和情景。没有人管教我,我自己也没办法管教我自己,我肯定要变成个“最没出息的”,肯定不会成一个“好庄稼人”。那么,“没出息的”、“不好的庄稼人”是啥样的呢?是“败家子儿”?是“落道帮子”?是让狗追着咬的乞丐?是让人嘲笑和远避的“大烟鬼”?是让人咒骂和厌恶的“花柳病患者”?是被人抓住了吊在树上毒打的“贼”?不不,我宁肯去找个人缘好的财主家当“小半活”,或是到大城市里去,先串街头卖烟卷儿,等长大就拉洋车— —凭卖力气活着,起码不算丢人现眼吧?…… 

    五花八门的凄惨前程,都在等待着我这个无所依靠,又“不安分”的孤儿;命里注定,我决不会有个好前程! 

    ……。 

    谁能料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迅速推进,改变了全中国的历史行程,也改变了我这个农家孤儿的生活道路。在我被吴老师判决“没出息”的几个月以后,也就是 1946 年的春末,我当上了儿童团长,继而成了王吉素村的第一个秘密共产党员,以后调到区委担任青年干部。幼年时我在书本里看到的那些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那些善良的人,尤其那些忠心保国的豪杰将帅,是我投向党的怀抱,走上革命道路的召唤者和榜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爱上了写作,并暗暗地把成为革命作家,誓为终生奋斗的目标——这理想的小苗,是革命的时势促成的结果,然而,恰恰是口头民间文学,地方戏曲和那些借来的和买来的、曾使我大为着迷过的各种杂乱书籍,才把我熏陶、培育成一颗文学的种子! 

    我在理想的道路上,朝着目标往前迈步。我当了报刊的记者、编辑。在吴老师给我下结论的第 10 个年头,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第 12 个年头以后,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喜鹊登枝》,我把一册新书寄给了正在故乡念书的表妹。 

    农家的一个看书迷,成了写书迷,终于写出了书、出版了书,这不能算一件小事,家乡的人常常议论我。 

    有一回,我陪一位朋友到王吉素材去,正巧在村东口遇见吴老师跟人聊天。 

    他显得老了,眉毛胡子都变黄,脸色却很红润。据村里人说,这位老人家是很会保养身体的。 

    我向朋友介绍他:“这位是我小时候的老师。” 

    吴老师听我这么一介绍,两只老花的眼睛立刻放出光芒。他挺得意地用手指头捋着下巴颏上的黄胡子,慢条斯理的说道:“我这一生,就教了金广这么一个最有出息的学生。……” 

    老人家重新评价了我。我自己也重新认识了童年做过的那类所谓“蠢事”。但是,又过了 25 个年头,我才写出这篇文章,还不知道年轻一代的读者怎么评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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