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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骂人

时间:2010-08-08 23:51来源:未知 作者:曹聚仁 点击:

    在拒台的一角,一位小职员,手中拿着一份《立报》,对另一角的同事,说:“那位顶欢喜骂人的鲁迅死了。”我听了呆了一下,在想:鲁迅先生难道真是顶欢喜骂人的吗? 

    说鲁迅先生最爱骂人,有陈源(西滢)先生的话在;他说:“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勾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些事实。——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见过赵子昂画画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他又说:“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鲁迅先生和启明先生)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启明先生自己也好象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但是,我还在想,鲁迅先生真是顶欢喜骂人的吗? 

    大家应该读过鲁迅先生的《坟》的后记吧,其中有一段说: 

    “至于对别人,……还有愿使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 我的确时常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 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 

    我们看了这段话,该有点明白了。原来说他欢喜骂人,只是别一方面的误解。在中国,不问批评制度或评论个人,不问正面讽刺或反面冷嘲,总而言之,名之为“骂人”;“骂人”就算是有伤忠厚的。说鲁迅先生爱骂人,把他的批评制度评骂个人正面讽刺反面冷嘲的杂感文字,当作泼妇骂街一例看待,自然只看见他直着喉咙骂这骂那了。 

    我们把他的文章检讨一下,其中挨过他的辛辣的讽刺的最多是残余的封建制度和思想。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把戏;这把戏是起先看起来有点横厉不可一世,终于渐渐软下去,被利用,被误解,以至销声匿迹,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辛亥革命之变成阿 Q 的盘辫子,《新青年》的同伴高升,退隐,留下他一个人在沙漠上走来走去。他于是非常怀疑,因而失望颓唐得很。他觉得他的环境是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这铁屋子的墙头,是用精神文明、国粹、孔孟之道一类砖头砌成的;他于是擎出丈八矛枪向封建制度封建思想挑战;只要是有人做毁坏那铁屋子的工作,他无有不助一臂之力。 

    既然他所攻击的所讽刺的是一种制度一种思想,则某制度下那一群人当然要挨着他的批评,而某种思想附在某种人身上出现,某种人就要受着他的痛骂。他骂章士钊,骂林语堂,就是骂那些开倒车的思想;骂梁实秋,骂陈西滢,就是骂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改良主义。这其间,也许夹杂一点个人的恩怨,但读者所以首肯鲁迅先生的批评,并不注意其间有什么个人的恩怨;正因为他批评复古开倒车的错误,指出改良主义的可笑,自有社会的意义,乃加以首肯的。大家既不以为他在讥骂个人,则章士钊、陈西滢等等正与他所幻设的阿 Q 相同,我们为什么可以忽略他的批评制度批评思想的重要意义,而单提他的“骂人”这一点呢? 

    雷峰塔倒掉以后,鲁迅先生曾经在有点畅快之后,写了两篇文章。他所以畅快,就因为雷峰塔一倒坍,西湖十景去其一,至少可以医治医治那传统的十景病。但鲁迅先生知道中国人的十景病害得太利害,根本不懂得讽刺的意义,慨然道:“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他既生在中国,已经命定的为患十景病的国人所误解,到死为止,他所努力的带破坏性的“讽刺”便被人当作“骂人”了。 

    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悲观色彩很浓厚,那是无可讳言的。(他自己说: “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于是遵着将令,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又说:“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借用了曲笔,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他为什么带这样浓重的悲观性呢?他的早年生活实在替他埋下很深很深的根。鲁迅先生曾经在《呐喊·自序》提到一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一句非常沉痛的话。在他的幼年,他的父亲的长期生病,当店朝奉的面孔,名医生和药店伙计的面孔,家境落后的亲戚朋友面孔,都使这小孩的心版上所刻的创痕很明很深,因为他是长子,因为是幼年丧父,因为是炎凉世味,他就发见了一个非常凄惨的世界,他在学习开刀解剖以前,已学习了许多心理的解剖了。有其幼年的世情刺激,再加以壮年的历经世变,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之人。于是他和俄国的安特列夫一样,一无穷尽的孤独淡漠,并且面孔永远只是对着阴黑窗外的陷坑了。(方璧《鲁迅论》说,《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幻想终于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压迫;但不是被压迫者的引吭的绝叫,而是疲荼的宛轻的呻吟,这呻吟直刺入你的骨髓,象冬夜窗缝里的凉风,不由你不骨毛悚然。) 

    晚年的鲁迅先生,精神上稍有转变,盖自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和中国苏维埃的成立,给了他一线光明,他从前所认为绝望的没有窗户的铁屋子,好象会有毁坏掉的希望了。近十年间,他的杂感文,比较积极得多;对于制度思想的批评,格外来得努力,若还说这种努力只是以个人的恩怨为主体的 “骂人”,那是真是“瞽者无以语于文章之观”,我不想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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